写在归途上的挽歌
老二给我电话,说妈他们已将爸送回老家山上去了。听到消息,我颅内轰地就是一响,接着,全身就软了。
客户来的电话,我闻而不接。我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,心乱如麻,万一……老二也真是,他人都到了绥州,才通知我……我再也不敢往下想了。我决定,得立即动身赶回去。
我的奥迪小车,飞驰在通往白云机场的高速路上。
赶到机场时,摸出事先在顺德预订的机票,办了登机牌,心才稍许静了一点儿。
我走进6号候机厅。里面已坐了不少人。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,都是要飞往家乡城市绥州的。但我一改惯例,没前去与他们亲近,因为,我已经没有了那份心情:满脑子总是那无法排遣的过往情景,而且那情景,就在14年前的这个机场——爸,妈,滔儿,我们在这里,这里呀!我和兰贞站在停机区迎客转盘边的4号站牌口,挥着手,拼命地喊。我看见了我的父母。他们是首次来粤。只见身子单薄面庞清瘦的父亲,身穿深色中长羽绒服,从领取随机托运包裹的小间门口,弯腰拖着一蓝色鼓突帆布大包,和一手提行李,一手牵着孙子的我母亲,匆匆地走过来。
一接到他们,大家立刻就兴奋了。爸妈风尘仆仆,却满面笑容。我儿子滔儿呢,倒认不得我们似的,一个劲地依偎着他奶奶,不肯离。我赶忙从爸手里,接过那蓝色大帆布包,试图往背上搭,可是没能遂愿,只好改初衷拖着前行。因为那包很沉。父母告诉我们,说里面装的全是家乡的土鸡鸭成品,牛肉,香肠,腊肉等等。妻子兰贞一听,竟高兴得如获至宝似的,差点儿忘了去亲自己的宝贝儿子。
当时,是1996年吧。那时,我来粤打工三年了,且刚从顺德市一家名叫“东方龙”的大型台资制鞋厂的机修组跳出来,独自开办了自己的鞋机厂。
那是个临近年关的下午,天气冷,可我们的心却很热。爸妈钻进我自买的绿色面包车,一边和我们说话,一边扭头这看看那看看,看他们那喜悦的样子,驾车的我,心乐的似得了奖。我知道他们欣赏的并非是小车本身,而是作为他们大儿子的我的能耐啊!拢我厂门口,父亲从车里钻出来,站在门外的水泥坝子里,看着我醒目的“宏发鞋机制造厂”的厂牌,竟傻了眼。怎么说呢,看他那茫然四顾满眼狐疑样子,怕以为是我把车停错地方了呢。
当他们跨进门,看见我300余平米的工厂里,拥有了车间、办公室,寝室,库房时,二老脸上,就灿烂无比了。特别是,当他们的目光转向摆放在大厅(其实当时是厂房隔出的一个较大车间)里的数十台,刚生产出的崭新油绿的制鞋机器时,他们的那份开心和自豪,简直无以言喻了。虽然,那时我工厂规模很小。
那个春节,我领着二老玩了不少地方,比如广州野生动物园,亚运村,千灯湖,世界大观等,我的想法,是让从未远足,且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爸妈,开开眼界,看看大地方,敬一点自己的孝心。
可没想到,后来竟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。
是正月初五六的吧。那年,我弟弟郭玉鹏彭芸两口儿,大妹玉蔓,细妹玉丽,都在这边的鞋厂打工。父母来了,他们都来我这里团聚。地方呢,就在我租用的工厂里,因当时在那边,我还未拥有自己的住房。事情的起因,就因为我们要老二两口子给一千块钱。天天陶醉在天伦之乐里的父母,知道了就不悦,特别是父亲,脸色就突地阴沉了,很不舒服地说,哪有这个道理,亲弟妹在你们处团聚一下,还要他们交生活费,都大过年的,真的是……我也觉得自己理亏,任父亲抱怨。可我妻子兰贞,接受不了,就和父亲争执起来,且满有道理似的。父亲眼里噙了泪,质问是我们好过,还是弟妹们好过,要我们看累瘦得只剩下一张皮的老二俩口子可不可怜。我知道,老二正走厄运。因他与几个湖南人在鞋厂里争机修组长的位置,被人家排挤出厂,大半年没上班了,仅靠弟媳彭芸每月在流水线上苦挣的一点钱过活着。兰贞没好气,说,谁给谁白吃喝呀!接着又讲了一堆难听的话。父亲呢,就将身上带着的几百块钱摸出来,拍在桌子上,非常气愤地说,这是我和你妈的生活费……我看见身体不够好而无法克制自己的父亲,浑身在颤抖。我知道我们做过分了,因为,吃的大多是父母他们给带过来的。但碍于面子,我却不肯给父母道歉。后来,父母犟着要回家,没办法,我只好开着小车,护送二老和我的儿子,闷闷不乐地,往这机场赶……旅客同志们,飞往绥州的201次航班,即将起飞了,请大家……我的思绪,突地被候机厅里的广播声,给打断了,我急忙提着行李,随着人流,登上了该班次的飞机。坐上飞机,我情绪低落,工厂的事,生意场上的烦恼,以至我私下的小三小四们……一切,都不入心了,心里装着的全是歉疚与不安。
坐在飞机里,我不想想什么,可不行。父母的事,特别是有关父亲的一些事,总是自顾从脑际里冒出来——我老家在大巴山里,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
父亲生世不凡。说不凡,欠妥帖。实际是命孬。他呢,文革前的高中生。就因我祖父是富农成分,就一直被闲搁着。只等80年代中期,才当成了家乡乡完小的“代民办”老师。教书卖力,成绩卓着。好几次获县级表彰。但由于政策杠子所限,一直转不了正,直到六年前退休时,承蒙在县政府工作的一位老同学帮助,才给他弄了个正式民办教师退休的待遇,即每月领取近600元的退休补助金。
但是呢,却活得较自在。理由,和现今城里大多数留守老人一样,靠的就是,在外挣钱的儿女们的援助。当然,还有我们几姊妹共同出钱,两年前为母亲买的养老保险,即每月领取的800元社保养老金补贴着在生活。父亲的退休补助金,目前也增至一千多点了。我知道,即便眼下物价飞涨,他们的小日子,也还过得去。听说,父亲他呢,日日穿得整整洁洁,头发向后梳着,只要不是寒冬,总喜欢和那些一手提鸟笼,一手提戴套茶杯,口袋里揣了个唱得依依昂昂的微型收录机的退休人员们混在一起。再不,就自个儿在门前的花园里散步。再再不呢,则窝在沙发里,过那种“面前一杯茶,一张报,一台电视机”的闲日子。尽管他落着难治愈的风湿和肺心病。
父亲为人忠厚,心地善良。他经常教导我们,要与人为善,对人诚恳。不知是年龄关系,还是客观上的“代沟”所致,他的许多观点和做法,我是怀疑的。因为我觉得,时代在变化,社会太复杂。当然,我不公然反对。比如,他见义勇为到连城管人员的过分举动,他也敢当面指责。再比如,他崇尚宗教,无原则的慈悲——走在街上,只要有人行乞,他多少都得给一点。有时连身上只够买菜的钱,都得拿一块两块出去。为此,没少挨母亲怨。但他呢,却充耳不闻,依旧我行我素。“积善积德,大义做人”,是他一贯的做人原则。
客户来的电话,我闻而不接。我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,心乱如麻,万一……老二也真是,他人都到了绥州,才通知我……我再也不敢往下想了。我决定,得立即动身赶回去。
我的奥迪小车,飞驰在通往白云机场的高速路上。
赶到机场时,摸出事先在顺德预订的机票,办了登机牌,心才稍许静了一点儿。
我走进6号候机厅。里面已坐了不少人。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,都是要飞往家乡城市绥州的。但我一改惯例,没前去与他们亲近,因为,我已经没有了那份心情:满脑子总是那无法排遣的过往情景,而且那情景,就在14年前的这个机场——爸,妈,滔儿,我们在这里,这里呀!我和兰贞站在停机区迎客转盘边的4号站牌口,挥着手,拼命地喊。我看见了我的父母。他们是首次来粤。只见身子单薄面庞清瘦的父亲,身穿深色中长羽绒服,从领取随机托运包裹的小间门口,弯腰拖着一蓝色鼓突帆布大包,和一手提行李,一手牵着孙子的我母亲,匆匆地走过来。
一接到他们,大家立刻就兴奋了。爸妈风尘仆仆,却满面笑容。我儿子滔儿呢,倒认不得我们似的,一个劲地依偎着他奶奶,不肯离。我赶忙从爸手里,接过那蓝色大帆布包,试图往背上搭,可是没能遂愿,只好改初衷拖着前行。因为那包很沉。父母告诉我们,说里面装的全是家乡的土鸡鸭成品,牛肉,香肠,腊肉等等。妻子兰贞一听,竟高兴得如获至宝似的,差点儿忘了去亲自己的宝贝儿子。
当时,是1996年吧。那时,我来粤打工三年了,且刚从顺德市一家名叫“东方龙”的大型台资制鞋厂的机修组跳出来,独自开办了自己的鞋机厂。
那是个临近年关的下午,天气冷,可我们的心却很热。爸妈钻进我自买的绿色面包车,一边和我们说话,一边扭头这看看那看看,看他们那喜悦的样子,驾车的我,心乐的似得了奖。我知道他们欣赏的并非是小车本身,而是作为他们大儿子的我的能耐啊!拢我厂门口,父亲从车里钻出来,站在门外的水泥坝子里,看着我醒目的“宏发鞋机制造厂”的厂牌,竟傻了眼。怎么说呢,看他那茫然四顾满眼狐疑样子,怕以为是我把车停错地方了呢。
当他们跨进门,看见我300余平米的工厂里,拥有了车间、办公室,寝室,库房时,二老脸上,就灿烂无比了。特别是,当他们的目光转向摆放在大厅(其实当时是厂房隔出的一个较大车间)里的数十台,刚生产出的崭新油绿的制鞋机器时,他们的那份开心和自豪,简直无以言喻了。虽然,那时我工厂规模很小。
那个春节,我领着二老玩了不少地方,比如广州野生动物园,亚运村,千灯湖,世界大观等,我的想法,是让从未远足,且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爸妈,开开眼界,看看大地方,敬一点自己的孝心。
可没想到,后来竟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。
是正月初五六的吧。那年,我弟弟郭玉鹏彭芸两口儿,大妹玉蔓,细妹玉丽,都在这边的鞋厂打工。父母来了,他们都来我这里团聚。地方呢,就在我租用的工厂里,因当时在那边,我还未拥有自己的住房。事情的起因,就因为我们要老二两口子给一千块钱。天天陶醉在天伦之乐里的父母,知道了就不悦,特别是父亲,脸色就突地阴沉了,很不舒服地说,哪有这个道理,亲弟妹在你们处团聚一下,还要他们交生活费,都大过年的,真的是……我也觉得自己理亏,任父亲抱怨。可我妻子兰贞,接受不了,就和父亲争执起来,且满有道理似的。父亲眼里噙了泪,质问是我们好过,还是弟妹们好过,要我们看累瘦得只剩下一张皮的老二俩口子可不可怜。我知道,老二正走厄运。因他与几个湖南人在鞋厂里争机修组长的位置,被人家排挤出厂,大半年没上班了,仅靠弟媳彭芸每月在流水线上苦挣的一点钱过活着。兰贞没好气,说,谁给谁白吃喝呀!接着又讲了一堆难听的话。父亲呢,就将身上带着的几百块钱摸出来,拍在桌子上,非常气愤地说,这是我和你妈的生活费……我看见身体不够好而无法克制自己的父亲,浑身在颤抖。我知道我们做过分了,因为,吃的大多是父母他们给带过来的。但碍于面子,我却不肯给父母道歉。后来,父母犟着要回家,没办法,我只好开着小车,护送二老和我的儿子,闷闷不乐地,往这机场赶……旅客同志们,飞往绥州的201次航班,即将起飞了,请大家……我的思绪,突地被候机厅里的广播声,给打断了,我急忙提着行李,随着人流,登上了该班次的飞机。坐上飞机,我情绪低落,工厂的事,生意场上的烦恼,以至我私下的小三小四们……一切,都不入心了,心里装着的全是歉疚与不安。
坐在飞机里,我不想想什么,可不行。父母的事,特别是有关父亲的一些事,总是自顾从脑际里冒出来——我老家在大巴山里,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
父亲生世不凡。说不凡,欠妥帖。实际是命孬。他呢,文革前的高中生。就因我祖父是富农成分,就一直被闲搁着。只等80年代中期,才当成了家乡乡完小的“代民办”老师。教书卖力,成绩卓着。好几次获县级表彰。但由于政策杠子所限,一直转不了正,直到六年前退休时,承蒙在县政府工作的一位老同学帮助,才给他弄了个正式民办教师退休的待遇,即每月领取近600元的退休补助金。
但是呢,却活得较自在。理由,和现今城里大多数留守老人一样,靠的就是,在外挣钱的儿女们的援助。当然,还有我们几姊妹共同出钱,两年前为母亲买的养老保险,即每月领取的800元社保养老金补贴着在生活。父亲的退休补助金,目前也增至一千多点了。我知道,即便眼下物价飞涨,他们的小日子,也还过得去。听说,父亲他呢,日日穿得整整洁洁,头发向后梳着,只要不是寒冬,总喜欢和那些一手提鸟笼,一手提戴套茶杯,口袋里揣了个唱得依依昂昂的微型收录机的退休人员们混在一起。再不,就自个儿在门前的花园里散步。再再不呢,则窝在沙发里,过那种“面前一杯茶,一张报,一台电视机”的闲日子。尽管他落着难治愈的风湿和肺心病。
父亲为人忠厚,心地善良。他经常教导我们,要与人为善,对人诚恳。不知是年龄关系,还是客观上的“代沟”所致,他的许多观点和做法,我是怀疑的。因为我觉得,时代在变化,社会太复杂。当然,我不公然反对。比如,他见义勇为到连城管人员的过分举动,他也敢当面指责。再比如,他崇尚宗教,无原则的慈悲——走在街上,只要有人行乞,他多少都得给一点。有时连身上只够买菜的钱,都得拿一块两块出去。为此,没少挨母亲怨。但他呢,却充耳不闻,依旧我行我素。“积善积德,大义做人”,是他一贯的做人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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